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文革来临之前，徐景贤就已经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对象，可他偏偏将自己的前途当做赌注一般押到了“四人帮”这里，结局可想而知。

锒铛入狱之后，他反倒变得乐观起来，规律生活、重拾写作，出狱后过着平淡、低调的生活，至于他从备受信任的干部到人民罪人的一路沉浮都经历了什么，一同了解一下。

一、进步青年成长为华东局笔杆子

祖籍上海奉城的徐景贤，祖上是读书人，也曾取得过不小的功名，祖父经商得以家道富裕，父亲徐雅平还曾是中共早期党员。

1926年，徐雅平入党并投身革命，与介绍人一同创办曙光中学，在学校的掩护下集结革命青年，大力发展党组织，只可惜，他并没有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也就只能成为一名专心治学的无党派人士。

1933年，徐景贤于上海出生，此时的徐雅平已经成为旧上海一流人士，家境殷实也使得徐景贤的幼年生活十分顺遂，而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十分理想。

虽说徐雅平早已脱离我党，对于国民党依旧嗤之以鼻，源于此，徐景贤很早就接触了不少进步书籍，尤其是宣传共产主义方面的，这对于他的人生启迪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说徐雅平因为性格等等弱点断送了自己的革命前程，在这方面也不希望儿子有所深入，可他并没有大肆干涉徐景贤的人生选择，就这样，在上海解放前夕，徐景贤从进步青年成为我党一员。

图|徐景贤夫妇

建国之后，徐景贤刚好中学毕业，我党在刚刚解放的南方地区急需大批干部，他也得以来到上海市的区里工作，等到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入上海之际，他又被调到宣传处工作。

那段时间里，他在处长的指导下起草了很多重要文件，因为突出的工作能力以及过硬的文笔，徐景贤很快就得到了华东局领导们的赞许和认可。

时间长了，“笔杆子”成了他在华东局的称号，工作积极、待人谦和、不卑不亢的处世风格让他深得器重，唯一的遗憾便是，因为家庭出身的污点，让他感到自己的仕途不会有太高的建树。

如此一来，他曾想要在文学创作方面发展，也的确接触了一些知名作家，参与过话剧改编、出版过著作。

倘若没有张春桥的出现，徐景贤极有可能成为一名名气十足的作家，可他的命运恰恰因文革而被裹挟其中。

二、文革中的崭露头角与日益癫狂

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徐景贤也积极参与其中，与其他人相比，他凭借工作便利能够了解到不少内部材料以及领导人视角，一开始就站在了“左派立场”上。

就在全国掀起反击右派浪潮之际，上海《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相关文章，其中就有徐景贤的手笔，虽说他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姚文元多，可尖锐、深刻又泼辣的笔锋，加上旁征博引还风趣幽默的特点，同样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其中就有张春桥。

事实上，张春桥过去就认识徐景贤这个人，两人并没有什么深入接触，凭借着反右文章这条线，居然将两人的命运深深联系在了一起。

直到后来的一天，张春桥主动邀约徐景贤，鼓励他继续输出政治评论的文章，而后又将他推荐给了柯庆施，不长时间后，徐景贤被正式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事实上，如此人事安排最为吸引徐景贤的一点便在于，他的行政级别不再低人一等，这在当时的他眼中，是改变命运、施展抱负不可多得的机会。

紧紧跟随着张春桥、柯庆施两位上海市大人物，他认定自己的前途会是一片光明，再加上思想变得更“左”的缘故，他的文稿也深受两位领导的赏识。

不长时间后，徐景贤就被提拔为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主抓“丁学雷”写作小组，看似不起眼的职务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他也渐渐成了代表市委领导人管理写作班子的存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后，徐景贤仍然受到重用，除了张春桥以外，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人对他也是十分赏识，很多重要文件及讲话稿都出自他之手，此时的徐景贤已经有了“上海市委第一号大秘书”的称号。

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际，思想一贯“左”的他也有着加入其中的冲动，事实上，他凭借过往的工作表现成为各方面都重视的人，就在上海市委成立文革小组之际，他就被选定为小组成员。

即便如此，起初造反派的行径还是让他有些抵触，在他看来，造反有理却也要有限度，甚至因此被误认为“保皇派”。

此时的徐景贤与父亲当年脱离我党一样懂得“明哲保身”，在一次与张春桥通过长途电话后，他得到指示，尽快与旧市委划清界限并以此造反。

而姚文元在此后也联系到了徐景贤并明确指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要向旧市委开火，要反戈一击，而徐景贤作为头领应该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马在文革中立头功。

12月12日下午，徐景贤带领市委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做出了重要决定。

其一，宣布造反，揭发旧市委。

其二，即刻成立造反组织，徐景贤为头领，办《机关炮》小报。

其三，与市委机关其他造反组织联合。

其四，将上海市委核心材料抛出来，与市委外的造反组织来个里应外合，以此打倒市委。

图|江青与张春桥

就这样，上海的文革浪潮就此被掀起，徐景贤的政治野心被彻底激发，他开始在上海政坛变得异常活跃，昔日的“笔杆子”成了一把利刃，插在旧市委们的心口，也成了他上位的敲门砖。

之后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反戈一击的徐景贤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赏识，在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次行动中，他又成了主要参与者之一。

就在他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之际，对张春桥越发唯命是从，也得到了对方的信任，成为张春桥安插在上海市的一名得力干将。

就在张春桥得以掌权上海之后，徐景贤成了稳定上海的急先锋，甚至选择死保张春桥，就这样，就在上海市革委会刚刚成立之际，他便被列为第三号人物，也就有了“徐老三”的称号。

即便王洪文后续政治地位窜升有些掩盖住徐景贤的锋芒，可他对此并没有不满，反而得到了张春桥的越发重视。

1969年4月，他不但参加了九大，还当上了中央委员，可谓前途不可限量，陈毅在九大被整也出自他的手笔。

九大闭幕后，张春桥当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徐景贤当上副书记，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上海市第四号人物。

1972年之后，就在张、姚、王三人来到中央工作，徐景贤成了上海市实际掌权人，即便马天水后续得到重用，他依旧是张春桥在上海的大管家。

一路上位却满是罪恶，就在“四人帮”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过程中，徐景贤注定是助纣为虐的存在，在他志得意满背后是无数无辜者的血与泪，而这一切狂妄也注定会遭到反噬。

三、善恶到头终有报

“四人帮”处心积虑想要篡党夺权之际，上海是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自然也就成了被文革毒害最深的地区，尤其在发展民兵武装势力这件事上，徐景贤可谓尽心尽力。

可惜的是，就在他们做着夺权美梦之时，华国锋带领党中央于无声中将“四人帮”一举粉碎，就在猜到大事不好后，徐景贤一度想要在上海搞武装斗争，这也是他想要为“四人帮”尽忠的表现之一。

只不过，邪恶的目的终究不会迎来什么好结果，一群靠着相互利用与整人为乐走到一起的利益集团又能牢靠到哪里去？

直到“四人帮”上海党羽的主要成员被党中央纷纷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后，这场浩劫被正式化解于无形，徐景贤也毫无意外地从上海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此后的他一直处于隔离审查状态中。

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两案”公审现场，他将“四人帮”党羽当年在上海策划搞反革命叛乱这一基本事实讲述清楚，也深度揭发了“四人帮”的罪恶滔天。

因为参与反革命活动，他也被提起公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主要罪行之一，由此获刑8年。

服刑期间，徐景贤反而感到如负释重，他开始了平淡而有规律的生活，妻子常去看望他，而他本人也得以重拾写作这一爱好。

图|入狱后的徐景贤

刑满释放之际，上海市委很多老人曾见过他，与很多罪犯不同，徐景贤出狱后有着很不错的身体状态，满头黑发、思维敏捷，与妻子生活在组织为他安排的住房中，组织上每个月还会给他一些生活费，日子平淡却安稳。

2007年10月，徐景贤病逝于上海，他的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就此落幕。

结语

如果说徐景贤的一路窜升有着发人深省的原罪，那一定是他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命运的不甘，还有来自父辈骨子中的利己主义。

本可以拥有平安顺遂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成为名震四方的大作家，偏偏美好的人生都因一个狂妄的念头被彻底推向深渊。

只能说，荒唐岁月造就荒唐的人，徐景贤的存在足以让后人懂得踏实做人、脚踏实地的道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